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種機會，讓被囚禁的青春用身體與社會對話，權力的網絡將永遠只是單向的，就像一座「透明監獄」無時不刻都存在於每一個（被囚禁或自由）的身體裡。1
差事劇團（以下簡稱差事）由鍾喬於1996年創立，其團名「差事」來自於陳映真的短篇小說〈第一件差事〉（1967），寓意著對社會的承諾與使命。鍾喬常以「雙翼」自喻其運作模式：一翼是年度性的專業劇場製作，追求藝術並延續表現主義的美學精神；另一翼則是深入社區與社群的民眾戲劇工作坊，讓未受專業訓練的民眾成為戲劇主體，藉由參與式的互動達到教育、溝通與共同成長。
在帶領民眾工作坊時，差事始終以「身體感官訓練」為起點，透過一系列的劇場遊戲、肢體訓練與集體即興創作，將個人生命經驗轉化為具表演性的內容。這樣的工作方法，也延續到自2016年至今在少年矯正學校推行的長期戲劇教育計畫中；翌年，更參與由台灣好基金會所推動的「逆風計畫」，使後續的執行不再面臨經費上的顧慮及行政統籌上的分心。
「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鍾喬語氣裡帶著省思。
他回憶，初期受邀到新竹新豐鄉的誠正中學分享戲劇時，多半僅止於三小時的演講，或是零散的戲劇課程。他很快就意識到，這樣淺嚐輒止的形式，對藝術教育幾乎毫無助益。作為資深民眾戲劇工作者，鍾喬始終認為，唯有以半年為單位、至少30小時的深入工作坊，才能真正產生影響，甚至為這群鮮少接觸藝術的青少年帶來療癒與培力的契機。
差事劇團藝術總監鍾喬。（攝影／林家賢）
「以教代刑」：少年司法制度的典範移轉
回溯1996年新竹少年監獄裡的受刑者因不滿管理方式及被迫長時間勞動，引發集體暴動抗議。2為了改善矯正機構的體制，時任立委且具少年司法法官背景的謝啟大於1997年推動《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這也成為推動台灣少年監獄轉型為輔育院或矯正學校的關鍵一步。
該法規的通過，使過去形同虛設的少年保護機制終於獲得法律依據。法規不僅明確了矯正學校的教育功能，也確保了穩定的經費來源，讓收容中的青少年能在相對受保障的環境裡繼續學業並取得學歷。同時，制度賦予了學校更多彈性與資源，得以推行如戲劇工作坊等過去難以想像的長期、多元藝術教育課程，為邊緣青少年開啟一條有別於傳統技職訓練的身心成長之路。
當時，鍾喬在說服誠正中學校長顏弘洺的過程中，舉例優人神鼓曾培訓青少年受刑人，並成立「彰監鼓舞打擊樂團」的經驗。然而，他進一步強調，戲劇更能協助青少年培養信任與共同成長的能力。雖然顏校長對戲劇本身並不熟悉，但過去的經驗讓他對這類教育思維並不陌生。也正因他的同意，差事得以開啟表演藝術長期介入青少年矯正教育的大門，並在其中覓尋如何協助學生克服出獄後對社會的茫然與不安。
如何突破這群叛逆少年的防衛？
進入矯正學校後，教師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來自教育部系統，傾向嘗試多元教育；另一類則是矯正署編制的教官，常扮演「黑臉」角色。這種「黑白臉」的搭配，成為管理矯正機構內青少年的主要策略。然而，許多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往往曾被升學體制放棄，或長期懷抱「老師看不起我」的心態，因而對教師抱持深刻的刻板印象與不信任感，甚至出現強烈的抗拒。
差事針對誠正中學的男生班級與勵志中學女生班級在信任建立上的方式有所不同。女生班的氛圍相對溫暖，她們對老師的個人經歷充滿好奇。鍾喬分享，有位女學員特地為他畫了一幅漫畫肖像。學生可以感受到「這個阿伯是可以靠近的」，與她們過去對老師「高高在上、看不起自己」的刻板印象形成強烈對比。相較之下，他在首次面對男生班時，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打開彼此的防線。
在勵志中學帶領戲劇工作坊時，鍾喬收到了女同學為他繪製的肖像畫。
他回憶起有次在桌椅全部搬掉的教室裡上課，課堂上天氣炎熱，學生提出：「我們可以打赤膊嗎？」教官拒絕，只允許穿背心。當他們一換上背心，滿身刺青立即顯露出來。鍾喬接著用閩南語開口：「我這馬欲上課，坐落來吧。」學生立刻挑釁：「欲坐啥物？你是佗位來的？你這老師看起來就無像老師。」鍾喬反問：「我哪會無像老師？」學生說：「你𫟂咧這个（頭上的紅色頭巾），看起來像六條通巷口賣烏輪的，佗像老師？」鍾喬順勢回應：「著啊，佮你講實話，我就是賣烏輪，生理失敗才來做老師。尾仔連老師嘛無做好，只好去日本料理店做sushi（壽司）。你出來了後會記得來揣我買。」學生欣然回應：「按呢呦！」
這種放下教育者的身段、帶點幽默的聊天例子，迅速拉近了師生間的距離。「如果你做不了他們的朋友，就別想他們會願意跟你一起上課。」鍾喬深諳此道。當信任建立後，課程便變得非常順暢，甚至有班級的帶頭者（「大哥」）會主動協助「整隊」，讓正在打瞌睡的學生或是新生專注於課堂內容。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改變。
2018年，差事劇團攜手誠正中學共同完成《緊急出口》的演出。
當年差事劇團除了協助誠正中學男學生演出《緊急出口》，也將計畫擴展至彰化少年輔育院（後改制為勵志中學），並與女學生共同完成首部戲劇作品《迷途羔羊》。
創傷敘事在戲劇教育中的轉化
由於「逆風計畫」同時導入戲劇與肢體這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課程，起初校內也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那些口條流利、外型亮眼、平日習慣充當老大的孩子，多半選擇了戲劇課；相對地，那些經常被欺負、處於弱勢的孩子，則大多投入肢體課。這並非事先安排，而是反映了某種既有的刻板印象：大家普遍認為「演戲」屬於擅於表達、外貌出眾、能與人溝通者，而這些特質也常與「大哥」形象緊密連結。
某種程度上，矯正學校正可視為一個濃縮的小型社會：其組織文化多建構在強弱權力關係之上，互助與服務的連結相對稀少。差事在帶領戲劇工作坊時，常透過劇場遊戲、肢體訓練與討論平台的建立，逐步削弱競爭的氛圍，並在共同對話與故事分享過程中培養出同儕間更為平等的位置。
換言之，戲劇不僅創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也重新形塑了身體與空間的關係，使工作坊的場域逐漸轉化為一個開放、自由且多元流動的對話空間。
鍾喬常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青少年在法庭上訴說自身經歷的困境。面對審判，他們必須陳述自己是誰，然而闡述過往的創傷往往伴隨著威脅感。作為被審判者，他們無法真正參與判斷，只能被動陳述，甚至陷入「我為什麼要把過去的創傷再講一次？」的沉默與懷疑，因此對體制自然心生不信任。
相較之下，在戲劇的脈絡中，參與者大約經過五次課程後，便能逐步進入更深層的分享。戲劇的核心價值在於其「鏡面效應」：當一個人透過角色扮演時，既是在演繹自身的生命經驗，也在虛構情境中看見真實，並於循序漸進的過程裡完成對自我的探索。
2020年，勵志中學《那個我，那個他》演出。（攝影／王安民）
虛構與現實交織的自我觀照
在編劇策略上，工作坊的編劇會從學員的真實生活經驗中取材，但並不直接搬演，而是透過藝術性的轉化加以呈現。日常中的「人」是真實的自我；當他們走進課堂成為「演員」，便以自身生命經驗作為表演的基礎；而當他們登上舞台化身「角色」，這些經驗則再度轉化，形成人、演員與角色的三位一體。這種緊密的連結，使戲劇不再是外來的文本，而是與學員生命深度交織的創作。
「我們與監所、學校及學生之間有種默契，必須保護他們的身分，自然不會將他們真實的狀態完全呈現。」鍾喬接著說道，「例如一位學員在酒店的經歷，可能會被改編為在森林度假時因飲酒過量而發生的故事。這種改編並非要模糊他們的經驗，反而是提供一層安全的保護，讓他們能更自在地面對與述說。」
另一則寓言故事取材自一對在現實中屢遭挫敗的兄弟。在劇中，他們進入「異世界」，化身為大王子與小王子。當大王子因犯錯而面臨驅逐時，故事裡出現了一種能讓人遺忘錯誤的藥，象徵著現實中青少年所背負、難以擺脫的罪名枷鎖。戲劇讓他們能以安全的距離直面此一困境。真實與虛構的交織，同時融入多人的生命經驗，讓青少年在隱喻裡反思自我，同時也洞察更深層的社會意涵。而這種自我觀照，正是戲劇帶給他們最大的轉變之一。
2022年，勵志中學《赤子之心》演出。（攝影／張育瑋）
這十年來的努力，戲劇真的有用？
這是一個沒有標準解答的問題。鍾喬坦言，很難以簡單的語句來定義戲劇的成效。戲劇能否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他對此始終抱持審慎態度。畢竟，人生深受外在環境所形塑，當孩子們重返社會時，依舊要面對資源匱乏與安置網絡不足的現實困境。他感嘆，我們不能期待戲劇能如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所處時代般，在資訊相對單純的社會裡推動巨大的變革，培養出具有革命胸懷的觀眾。而在今日這個資訊紛雜、瞬息萬變的時代，戲劇所能帶來的影響或許更為細微，卻依然珍貴。
他進一步指出，這份珍貴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許多青少年懷念課堂中的學習歷程，以及與同儕一同排練的時光；其二，他們認為戲劇工作坊為生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體驗，並使他們能更坦然地表達自己。
儘管這群少年少女曾在矯正學校裡將環境視為一處「避風港」，但一旦離開，對未來的茫然便隨之而來。如何被社會重新接納、如何再次站起，始終是一道極為艱難的課題。鍾喬坦言，即使他試圖持續保持聯繫，仍發現這些孩子多半散落於社會底層的角落——有人成為送貨員，有人進入工地擔任板模工，也有人在便利商店打工等，從事高度密集勞動的工作。要他們再度回到戲劇課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強調，至少能理解他們所處的狀態；而這背後，折射出龐大的制度性問題，是戲劇所難以撼動的。
2024年，勵志中學《錯・季》演出。（攝影／魏妤珊、莊耀斌）
尤其他們來離開矯正學校後，最普遍的處境是：如果缺乏一個由社會、教育系統與家庭所組成的安置網絡，無法提供持續的支持與基本經濟保障，這群青少年往往很容易再次墜入深淵，可能又淪為詐騙集團車手，抑或捲入安非他命或其他毒品交易之中而被逮捕。於是，惡性循環再次重演。
「我們所做的，是一種探索，它沒有確切的答案。也許我們正在做的，能夠在某些時刻，為他們帶來實質幫助。」即便「逆風計畫」已經告一段落，鍾喬仍語帶信念，展現出持續投入的決心。
每一年企劃執行期間，差事都會與台灣好基金會、校方等單位討論：去年的孩子狀況如何？性格或生活是否有所改善？這些問題成為不斷檢視的焦點。因為他們深信，那一道由劇場點亮的光——關於自我觀照、直面困境與不再沉淪，或許已經留存在這些年輕的生命裡。而這份光，也許正是他們在面對無數困境時，能繼續前行的力量。
差事劇團藝術總監鍾喬。（攝影／林家賢）
註1｜鍾喬：〈少年哪吒的「變身」：為青少年監獄的一場戲而寫〉，《苦勞網》（2016年9月6日）。
註2｜參見吳秀樺：〈不滿管教方式 1996年新竹少年監獄集體暴動〉，《報時光》（2023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