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竹少年矯正學校誠正中學的受訪現場，何蕙萍從厚重的手提袋中取出多疊學生親筆書寫的心得與資料。攤開在桌上的學習單，有的夾雜錯字，有的語氣生澀，也有字跡工整的篇章，卻無不流露出對她課堂的真誠回應。一旁，誠正中學訓育組長江仲敏也補充起學生與何蕙萍相處的點滴。
身為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聯電文教基金會）專案經理，何蕙萍卻親自站上教育現場，在誠正中學成立「悅讀社」，與學生們展開關於閱讀、藝術與生活的思辨與對話。她分享，每學期結束時，她都會為每位學生寫下一張總結卡；每次上課前，也會逐一點名、逐一回應。她慢慢發現，有些孩子，已經很久沒有被人完整地叫過名字。於是，在她的課堂裡，學生必須持續書寫、持續回應，因為那是他們得以被好好理解、被完整看見的時刻。
「為什麼這裡的藝術課程這麼好，這群青少年卻只能等到進入矯正教育體系之後，才有機會真正接觸？」這何蕙萍在誠正中學深耕藝術教育十多年來，始終懸在心頭的一道叩問。她相信，當青少年面臨逆境、受限於封閉的校園環境時，藝術仍能讓生命產生回應，成為他們持續「有感」的出口。
聯電文教基金會專案經理何蕙萍。（攝影／林家賢）
在何蕙萍的職涯裡，她看過很多青少年在進入矯正教育體制的高牆之前，生命幾乎與藝術絕緣，包含鮮少接觸閱讀、表演與創作，也少有被好好看見的時刻。她總忍不住思索，倘若能將藝術教育更早撒進他們心裡，這群孩子的人生，是否會在走入歧途之前，出現不同的轉彎？
這樣的思考，也讓她在聯電文教基金會的角色從企業祕書、志工，再到文教基金會的實際推動者，成為一個願意走進「高牆」、串聯企業資源的角色。她不僅與聯電其他部門同仁共同組成「聯電愛故事團」（後簡稱愛故事團）——迄今仍是台灣唯一由企業員工組成的劇團——與工程師走上舞台，也常到誠正中學為學生演出。
不專業的專業劇團：「聯電愛故事團」
1996年聯電文教基金會成立，秉持「連結企業與社會資源，透過多元教育方案，創造共好的社會」的宗旨，長期關注並投入弱勢或高關懷青少年教育與陪伴工作。2009年八八風災發生後，聯電員工成立「UMC行動志工隊」至災區服務。為了延續這份責任，何蕙萍向當時的主管提出構想：既然基金會曾贊助屏東大學生參與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以戲劇作為公益行動的形式，是否也能同步號召聯電同仁投入其中。未料這一步跨出之後，竟意外開啟了聯電投入藝術教育的可能性。
起初，聯電文教基金會邀請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合作，培訓一群利用午休與下班時間投入排練的「科技人」，透過既有劇本學習表演；隨著行動逐步推進，團隊將關注焦點延伸至青少年群體，並把作品帶進誠正中學演出。而那次經驗，讓團隊深刻感受到戲劇傳遞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亦促成「愛故事團」的正式成立。談起這個由企業員工組成的劇團，何蕙萍雖總是自嘲：「我們都說自己是不專業的專業劇團」，卻能在社區、校園與監所之間持續巡迴、排練、演出，堅持走過了16個年頭。
由聯電員工組成的聯電愛故事團，於 2017 年在聯電聯合大樓演講廳首演《夢想特攻隊》。
聯電愛故事團以戲劇作為傳遞生命教育的媒介，在資深劇場工作者的指導下，逐步嘗試自編、自導、自演，將作品帶進校園與社區。
愛故事團最初的演出場域，並不只在一所學校。團隊常在同一天，上午走進成人監獄演出，下午再因學校輔導處的專案，轉往誠正中學為學生演出戲劇《誰偷了我的積木》。「反正都已經排練了，就多演幾場吧。」何蕙萍說，當時沒想那麼多，只知道即便不是專業劇團，也希望讓戲劇多抵達一些地方。
而在誠正中學裡演出，則為團隊帶來深刻的衝擊。台下坐著的，是一群年紀與自己孩子相仿的孩子，這麼年輕的生命，卻已被高牆環繞。演出過程中，孩子們為劇情落淚，讓團員們深受觸動，也更加確信：這些孩子，本就應該有更多接觸藝術的機會。
演出結束後，演員走下舞台，想對學生說聲「加油」、「祝福你」，卻發現多數學生不敢伸出手來，也許是怯場或是害怕違規受罰。但團員們沒有退縮，因為在他們眼中，這些學生與自己同仁的孩子並沒有不同。隔年，誠正中學訓育組長江仲敏再次邀請愛故事團入校演出，並親自協助場地技術與設備。
《愛一直都在》由何蕙萍編導，改編自誠正中學學生的生命經驗，並於2015年至誠正中學進行演出。
隨著時間推移，愛故事團從最初演出既有劇本，逐步發展為自編、自導、自演的創作模式。團隊曾演出一位誠正中學學生僅用四天時間完成的劇本《改變》（2012年首演），何蕙萍亦深刻共感矯正學校學生面臨家庭失能的生命境遇，並將其改編為《愛一直都在》（2014年首演）。其後在不同場域演出的作品《夢想特攻隊》（2017年首演）與《不放棄的溫柔》（2024年首演），則分別聚焦環境保育、憂鬱症與偏鄉處境等社會議題。截至2025年，愛故事團累積演出達74場次。
多年來，愛故事團曾邀請狂想劇場藝術總監廖俊凱，以及劇場工作者李建常、青藝盟盟主余浩瑋等參與合作；近年來，則透過拙八郎創意公司，邀請王小棣、徐婉瑩、高俊耀等資深劇場創作者，為愛故事團進行排練與指導。劇團從當時約20多位團員（至今已累積三、四十位成員），在反覆排練與登台之間，不僅將戲劇化為生命教育的媒介，也為一群平日埋首科技業的上班族，開啟了一個表達自我、分享故事的出口。
此外，聯電文教基金會於2021年起進一步邀請王小棣啟動為期兩年的「高關懷戲劇教育計畫」。透過40堂課程，帶領誠正中學學生進行戲劇探索與身體訓練；同時，何蕙萍亦促成聯電員工參與戲劇課程10堂的機會，為工程師與管理職同仁，提供了覺察身體感知、練習表達等契機，同時精進愛故事團的表演專業。整體而言，何蕙萍與愛故事團嘗試以戲劇為媒介，連結企業、藝術與青少年，將關懷轉化為可被看見的實踐，也回應到企業社會責任所關注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
2022年王小棣應何蕙萍之邀，帶領聯電愛故事團成員進行戲劇課程。
自2021年起，聯電文教基金會啟動為期兩年的「高關懷戲劇教育計畫」，由王小棣等人帶領誠正中學學生進行戲劇與身體訓練。左起：何蕙萍、王小棣、簡志峰、江仲敏。
自我的對話練習：「悅讀課」
何蕙萍因受到當時在誠正中學教授「電影閱讀」課程的蘇蘭老師啟發，自2010年起在誠正中學開設「悅讀課」。課程規劃多半從她親身接觸過的電影、展覽、音樂、文章與社會事件出發，有時甚至只是一次旅行的所見所感。課堂因此成為一個討論、閱讀不同觀點、練習思考的空間。她曾以2016年「內湖隨機殺人事件」為起點，帶領學生回到新聞文本，討論犯罪成因與個人生命經驗的交會。她問學生：「如果你要寫一封信給王景玉（兇嫌），你會寫什麼？」引導這群曾與犯罪邊緣交會的青少年，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與人性的複雜。
在教學現場，她直面學生身上更具體的匱乏：有人因為沒錢配眼鏡，視線總是缺了一角；也有人在身體上留下刺青，卻從未被引導思考其意義與美感。她也曾帶著高雄市立美術館「刺青—身之印」（2019）特展的影像紀錄及相關刺青畫冊，與學生討論刺青作為身體選擇與自我表述的可能，而非只是盲目跟風；她也發現有學生是二度入校者，即使媒合輔導資源，人生仍反覆跌回原點。正因如此，何蕙萍從不避諱與學生討論犯罪與黑暗，無論是吸毒的感受、殺人、對未來的恐懼，甚至對自身價值的質疑等。
何蕙萍笑說：「看起來好像跟體制上的教育不同，其實只是把我正在想、正在感受的事情帶進教室。」
何蕙萍在悅讀課所關心的，是他們如何透過閱讀、討論與書寫重新理解自身經驗。（攝影／林家賢）
在消失之前鐫刻
與其說何蕙萍代表企業端，她更像是一位長期走在第一線的實踐者，在教學現場持續行動與觀察，以自身的生命經驗與學生分享。相對地，深耕誠正中學20餘年的訓育組長江仲敏，則是在「牆內」扮演開門的角色，主動引入優人神鼓、雲門舞集與聯電等外部藝術與企業資源進入矯正體系，並透過策展學生作品，讓藝術得以在矯正體制內找到實際落點。
江仲敏始終以一種近乎「策展人」的思維行動，敏銳地思考藝術如何穿透制度邊界，觸及高關懷青少年內在而深層的困境。他在2023年執行「逆風少年．藝動青春」少年矯正學校特展，並將展覽帶進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夏藝廊，從學生的身體經驗出發，試圖回應那段被封存、幾乎遭到抹除的青春，究竟該如何被理解，又能以什麼方式被留下。
「逆風少年．藝動青春」少年矯正學校特展主視覺。
在展區「Return to Innocence（他們都說我沒來過——青春顯影）」中，可見攝影師盧德真於誠正中學服替代役期間，歷時半年，為30名學生拍攝的黑白肖像。這組作品的創作脈絡，源自矯正學校的日常限制，包含校內無法使用尖銳物品，也不設鏡子；學生往往只能透過其他金屬器皿反射，看見模糊、局部，甚至破碎的自己。在此情境下，攝影成為一種重新觀看自我的途徑，也使作品得以與《少年事件處理法》形成對話。依法律規定，少年的前科紀錄得以在三年內塗銷；然而，江仲敏反問：「為什麼大人都認為這段紀錄不好，應該被刪除？為什麼不是交由18歲以後的自己，決定要不要留下？」於是，在不曝光臉孔的前提下，團隊以黑白與局部取景的方式，名正言順地拍攝這群青少年的身體與皮膚上的印記，為他們留下另一種不被辨識、卻能被自己認出的影像。
Return to Innocence（他們都說我沒來過——青春顯影）：攝影師盧德真於誠正中學為30名學生拍攝的黑白肖像作品。
另一個展區「Body Talk（我最親密的朋友——刺繡重生）」，從學生身上的刺青出發。對許多青少年而言，刺青既是身分的標記，也是一路陪伴的「舊朋友」。矯正機構在畢業前提供去除刺青的選項，江仲敏觀察雷射去除的過程，高熱灼燒皮膚，起泡、結痂，留下的痕跡竟與刺繡的針路極為相似。這樣的相似性，也象徵著即使與陪伴多年的朋友告別，那些曾黏附於身體的記號，仍能以另一種形式被保存；於是，他引導學生以刺繡的方式，一針一線，將「舊朋友」轉移至繡布之上，完成與過去的告別儀式。
Body Talk（我最親密的朋友——刺繡重生）：將雷射除青的痛楚轉化為針線，學生透過刺繡重塑身體印記，象徵完成一場與過去自我的告別儀式。
他這樣形容：「這群青少年的青春，好像被人按下delete鍵，全數銷毀。但青春其實很美好，有沒有可能，幫他留下一些紀錄？」他希望這群學生復歸社會後能夠回憶著，「我曾經在這裡上過兩年雲門舞集的課」、「這是我漂亮的身體」，或是「我的青春並沒有消失」。
還來得及嗎？
「去年，我遇到一個國中的孩子，有件事到現在還放在我心上。」訪問到最後，江仲敏這樣說道。
那天是校內運動會。孩子在操場上跑得很拚命，轉彎時卻因為場地設計不良跌倒，傷口滲著水，整個膝蓋紅腫不堪。江仲敏看在眼裡，當下只覺得過意不去。他走向孩子，低聲說：「同學，我真的很抱歉。我們沒有提供一個足夠安全的場地給你。你要不要考慮申請國賠？」
學生抬起頭，回答得很快：「老師，我們這種人，怎麼可能去講什麼國賠？」
這句話讓江仲敏一時語塞。隨後他對學生說：「你不能這樣想。我們應該在你更小的時候，就先避免你遇到這些不好的事情。只是我們來不及，才讓你一路走到現在這個狀態。所以，請你接受我的道歉。」
而這樣的「還來得及嗎？」正是江仲敏與何蕙萍多年來反覆思索的核心。
左起：何蕙萍、江仲敏、張惠鈞。（攝影／林家賢）
很多事確實來不及了。來不及在更稚嫩的年紀，讓藝術走進他們的生命；來不及在重摔之前，為他們鋪設一條更安全的路。但至少，在即將被抹除的青春裡，仍有人願意為他們刻下印記，無論是課程、演出、作品，或是一張屬於自己的影像。那些留下的創作是為了有一天，當他們回頭望向這段歲月時，仍能認得自己曾真實地存在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