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是不能做馬克杯,但……──公益、藝術加設計的總匯「三明治工」
穿過南京西路的百貨群,來到太原路口,不過才拐了一個彎,就彷彿遁入另一個時空。台語人稱這裡是台北的「後車頭」,滿街的五金零件材料行,成全最老派的作手。
一邊聽李萬鏗愛恨交織地談起這裡的房租好貴呀可是買材料真方便,一邊想起他當年為樂山院生創作的電動音樂輔具,把牙刷風扇鍋碗瓢盆兜在一塊兒,搭配如巧虎般端正作息的歌詞,叮叮咚咚。
被樂山打開的「偏門」
頭一次聽聞「三明治工」,還以為說的是古早時候那種,把兩片廣告板夾在身體前後走來走去招攬生意的人。
然而這個團隊名稱,其實是從「三名志工」的諧音演化而來的。
三明治工共同創辦人李萬鏗和謝若琳。
三名志工謝若琳、李萬鏗和曾韻潔,彼時還是北藝大的研究生,因著藝術跨域所的一堂負有「社會參與」任務的課程,從此與八里觀音山腳下的樂山教養院有了牽連。
初入這個起造於1932年、收住逾百名中重度身心障礙者的園區,研究生們被賦予的功課是觀察,先花上一整個學期,熟悉院生們的日常與環境歷史,而後再運用自己的專長,創發各種回應院內需求的藝術生產。
他們所提供的藝術服務,並沒有隨著課程結束而中止。在當時樂山院長姚雨靜的邀請下,三名志工留了下來,為即將到來的院慶開發文創商品與美化空間。
李萬鏗的《樂山機動隊》由樂山院生的日常作息出發,運用院內的回收物改裝成電動音樂輔具。
幾乎所有關於三明治工的創業故事,都忽略不了那份院長堅持要支付的酬勞。
「院長覺得這是一個長期合作的關係,所以要給我們pay,」重述這段往事,謝若琳仍難掩當下的驚喜,「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我看到因為我們的介入,讓院生的藝術產能可以被大眾看見,那不同於單純的捐錢,藝術在這之中促成了一些變化,這帶給我蠻大的啟發……」更棒的是,「你好像可以幫助他們,可是同時又有pay。」
接過了這份薪水,自此創作和工作有了連結。
從三名志工到三明治工
當時候畢業在即,藝大生們正面臨著出路的抉擇。對於從香港來台求學的李萬鏗來說,這份徬徨尤其強烈。作為一個沒有資格申請創作補助、被許多藝術競賽排除在外的外國人,若想要繼續留在台灣,「好像做藝術不是一條路」,或者樂觀一點講,「我不太能用比較正規的方式做藝術」。
樂山經驗向李萬鏗開啟了一扇「偏門」。同時也緩解了他給自己的另一道題:「我作為一個念藝術的人,或就是一位公民好了,可以參與的社會事務有哪些?」面對障礙者,除了提供基本維生所需,他渴望知道,「那再上去可以有什麼」。
而對於大學念設計、已很熟習接案工作模式的謝若琳來說,那是往上加乘的bonus,「我本來就在做這些事,只是樂山這份工作的內容跟主題,我更有興趣、更喜歡了。」
最先畢業的她,認真估量起是否有可能延續這樣的模式。在找路的途中,遇見了教育部的「U-start創新創業計畫」,因著這個創業競賽的規則,加上「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的幫推(註:北藝風的任務為支持北藝大在學或甫畢業的年輕藝術家,以藝術為核心進行微型創業),逐步往成立公司的方向邁進。
即便嚷著「只能說一切都是意外」,作為藝大畢業生,硬著頭皮惡補財會稅務經營管理行銷法規種種,也免不了挨受各種彆扭和痛苦,在走過十年以後的今天回看,謝若琳很慶幸當初這個「誤打誤撞」的決定。
「登記公司之後,我們思考的方式變得完全不一樣,開始會去想像說,現在在做的事,未來有什麼可能性,包含每一個合作的對象、或下一步的選擇,真的就是會往這個方向更仔細的去思考。」
三明治工創業初期開發的教具「Pizza Time」,希望能有助於藝術治療或特教場域的教學。
隨著與樂山的合作,在普遍缺乏藝術設計資源的非營利組織之間持續發酵,加上獲得「U-start」文創類首獎的創業基金,很快地招引到各方媒體的報導,迎來了這家迷你公司的高光時刻。甚至不時被冠以當年方興的「社會企業」頭銜。
一開始還真有種三明治廣告人的味道。
創業初期的案源,多是期待他們複製樂山經驗,提供平面或商品設計,以作為勸募工具或提升組織形象等。李萬鏗苦笑道:「就變成……,我們好像就是做公益商品有關的一個工作室,這會蠻限制大家來找我們的想像,然後也的確接到很多,比如請我們幫忙做馬克杯這種……」
也不是不能做馬克杯,但他們想做的比馬克杯還要多。
障礙者參與
平平都是杯,那為什麼這個杯就可以?搞不好有人會翻出三明治工曾經的商品頁質問。
李萬鏗答詢:「在思考案子時,有沒有可能做到『障礙者的參與』這件事,是我們長期方向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當漸凍人協會找上門來尋求客製義賣商品,面對身體機能喪失殆盡的病友,他們想的依然是這個構成商品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障礙者可以參與的部分。
「呼吸杯」便是這樣來的。「一開始是收集病友的一口氣,構成杯底的圖案;然後在生產過程裡,運用了口吹玻璃的工法,那是第二口氣;當消費者用它來喝水,也留下一口氣,形成了一個呼吸的社會連結,從病友、生產者到使用者。也因為呼吸是漸凍人在喪失身體功能時,最後失去的部分,這中間會面臨到許多與生存或尊嚴有關的抉擇,透過這個方式,讓他們可以講出自己的故事。」
與漸凍人協會合作的《呼吸杯》,利用特殊裝置採集病友呼吸的形狀,再經由玻璃師傅手工吹製,用呼吸的概念連結了病友、生產者和使用者。
障礙者參與的精神,也延續到後來成為業務重心的各式展覽活動中。譬如為2018新北市共融藝術節舉辦的特展「無限機場」,便有賴「小作所」的身心障礙者們來協助場佈,運用特製的說明書和輔具,一步一步摺製完成大量的紙飛機。而這些跨越障礙終而能順利起飛的紙飛機在後續的展覽裡,又回過頭來陪伴觀眾在闖關遊戲中體驗障礙與共融是怎麼一回事。
有時他們也會邀請身障者擔任導覽員,如此一來立馬會現形的是,「展場有沒有符合無障礙空間?他們有沒有辦法獨立操作,比如開關燈,他手夠不夠高,或者現場要補充材料,他要怎麼去執行?那讓我們開始去思考與障礙者工作的流程,或者注意事項有哪些。」
自找麻煩的還不止於此。謝若琳自剖,「可能是我們自己的個性,或者是對公司的定位,我們總會想要做出不一樣,或者做更多。這些年持續與這些使用者或組織有密集的合作,所以可以更理解他們的需求,當針對案子去做更多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意外出現……,從那個地方岔出一個新的路。」
2017年「大嘻地」展呈現台港兩地身心障礙者的創作,為此展「多做一點」的無障礙資訊服務,無意間開啟了三明治工後續的易讀業務。
最大的意外大概是近年躍升為公司熱門業務的易讀服務。原本只是2017年「大嘻地」台港公益藝術創作展中的一件想多做一點的事,沒料到這本專為心智障礙者編製(也是由障礙者擔當「審議委員」參與製作)的展覽小冊,在障礙圈飛速地傳散開來,甚至作為向政府倡議的樣例。於是後來,我們有機會在中選會的選舉公報、衛福部的衛教文宣,或故宮、兩廳院等藝文場館,與這些親切可人的無障礙資訊相遇。
易讀手冊的編輯過程中,邀請心智障礙者擔任委員參與審議,提供圖文修改的建議,使之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2023台灣國際藝術節 易讀版節目手冊內頁
就像是這些字體特大的手冊,意外也服務了有老花嫌疑的眼睛,李萬鏗經常這麼想:或者意外或者年老,我們每個人這輩子「總會掉到某個狀態底下」,「接觸不同的障礙者以後,更覺得他們的生活或生命真的很受限於他們的狀態,那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讓它更好,或者有什麼美好的經驗可以發生?藝術能不能帶來一些可能?」
即便很難期待戲劇性的Before/After,至少能藉「萬華紙箱戰爭」這類的社會參與活動,發揮一點陪伴的作用。帶著弱勢孩子們用紙箱自製的武器和堡壘封街開戰,紙箱上載負的心內話,同時也協助了被各式公文表格淹沒的社工,有機會更貼近服務對象的經驗和需求。
2020年夏天的「萬華紙箱戰爭」,用紙箱自製的武器與堡壘展開封街大戰,藉製作道具和遊戲的過程梳理身心的傷口。
創作與工作的殊途同歸
能一直任性地「多做一點」,大概要歸功於創業隔年就決定另立的「三明治工實驗室」。與其說這是一個實存的部門,或許更像是某種自我宣稱,說服自己為何要在已然拮据的案子中,貼補額外的資源,增加新的(多半是與藝術有關的)嘗試。所幸這些實驗的成果,大抵都能爭氣地運用到之後的其它工作中。此外他們也設法從中自我培力,好比說鑽研3D列印晉升「自造者」,因而有更多低成本的選擇。
三明治工從最初的三人,到曾韻潔因生涯規劃淡出,也曾有過付不出薪水迫不得已資遣唯一員工的窘境。如今,謝若琳和李萬鏗各自領著兩三人的小隊,一組專營共融與易讀服務,一組從事藝術合作與實驗,兩人都很開心打從在名片安上「Co-founder」(共同創辦人)隨之而來的必須承受之重,有了更多夥伴可以分攤。
不斷地多做一點,累積公益sense與藝術設計能耐,使他們的營業項目越長越胖。終而貼合了他們樓底下那些材料行的狀態,也真如「三明治」,把零件/餡料一樣一樣老老實實地備妥了,隨時可以組裝變造,什麼滋味都有可能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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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還能對三明治工多說點什麼,我想起李萬鏗在他的碩士論文裡描繪過的一個場景,那是當年在樂山的某堂治療課後,老師突然請他陪伴院生回宿舍,可他並不曉得怎麼去:
「三位院生在走出教室後排成一條直線,位於後方的院生,會用右手搭在前方院生的右肩上,形成一個單列直排的移動集合體。我站在他們的最前面,被後面一位院生搭著肩,便開始走回宿舍。這種走路的方式,是一個彼此能感知對方的移動節奏的方式,走路節奏極為緩慢,我必須放慢自身的步速來融入他們慣常的移動節奏。當節奏互相配合後,慢慢就能察覺從肩上傳來的彼此身體晃動的感覺,走在背後的院生似乎是完全放鬆的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感受極為清楚,似乎每個參與其中的人,構成了一個細緻的,密不可分的共同關係。」
對照三明治工後來的種種,簡直就像某種預言般的魔幻時刻:即便一開始不知道路,靠著這個與障礙者緊密貼合的、融會感知的集合體,便能一步一步,往該走的方向去。